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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中)

作 者:景祥关注:152发表时间:2018-06-25 16:21:01

——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中)

3、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

有不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乏了解的人,一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言论、结社和普选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社会主义不需要这些。真是大谬不然!

的确,马克思曾经抨击过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搞虚假的民主因此就跟着抛弃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 [i] 马克思曾经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过:“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 [ii]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文中恩格斯说道:“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iii]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所以他们不能不十分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获得言论、结社和普遍选举等等的民主权利,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iv] ,他们告诫社会主义者,在争取政治民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提出:

“民主主义还末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确要求,社会主义者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资产阶级自由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vi]

事实上,专制主义不仅限制了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权利,同样也限制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在争取政治自由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无产阶级是“同路人”,资产阶级所争取的言论、结社和普遍选举等民主要求,也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资产阶级,它们是更为重要的要求。资产阶级在争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为了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口头承诺给予无产阶级同样权利,尽管这些承诺在资产阶级获得国家权力以后不会轻易予以兑现:“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 [vii]

显而易见,支持资产阶级的这些民主要求,让无产阶级也争取到的这些权利,对以后争取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恩格斯明确指出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viii] 他立场鲜明地要求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有着利益对立的同时,支持资产阶级要求民主的立场是如此鲜明,充分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政治专制的鲜明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权利的获得,也就是民主权利的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没有否定过暴力革命的在无产阶级争取斗争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对于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来说,实际上从来不是首选的也不是唯一的变革社会的方式。(早在18452月,恩格斯就说过:“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时,恩格斯看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普遍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过政治民主的途径去实现社会主义。他说:“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经在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 [x]当然,恩格斯并没有绝对认为以后永远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一帆风顺,在有些国家如果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可能没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当性),而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民主道路实现社会变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都离不开国家的民主化。

当然,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民主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有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别,而是民主深度和广度的差别,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并不从概念上否认人的自由权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们无意把普选等权利落实到无产阶级,也不想改变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被资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当资产阶级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或者转而和专制主义勾结,或者当资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治权利以后而转为保守,就会拒绝把民主彻底地推进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和社会所有的阶级、阶层,以维护他们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支配或者统治地位,并镇压无产阶级的进一步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这时,言论、结社和普选等民主要求,就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也将是反对资本主义、把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推进到社会民主阶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xi]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和专制主义那种抗拒社会民主化的假民主、假宪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马克思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利保障内容的虚伪性

“请注意,法兰西宪法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一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的例外情况!” [xii] “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以解决;在1830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它以前通过的一些宪法里就用过这种花招。” [xiii]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 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拿破仑三世一方面在宪法中确立了公民权利,又通过其他具体的法律的限制条款而事实上剥夺了这些权利:“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xv]马克思揭露普鲁士政府宪法上写着公民权利,但实际上是极权政治:“如果你从这些写在纸上的‘普鲁士人的权利’转过来看看它们体现在现实中的可怜样子,那末你就会充分认识到——如果你过去从未有过丝毫认识的话——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消灭限嗣继承制和长子继承权,所有这一切都纯粹是瞎说。……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它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候制定下来的,而不是随着普鲁士宪法的诞生问世的。这样,在宪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内容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事实上后者已使前者成为泡影。另一方面,宪章在一些最紧要的问题上要人去看构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应该由构成法加以详细发挥。但这些构成法本身是在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它们取消了甚至在君主专制政体最反动时期都有的那些保证,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独立性。宪章还不满足于这些搅混在一起的溶解剂——旧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还给国王保留了在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使宪章在任何政治问题上停止生效的权力。 [xvi]“只要军事长官‘为了防止骚动’宣布戒严,‘人身自由’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审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厂主的保护、结社的权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违反刑事法规’的‘社团’——娱乐场和跳舞厅,也只有得到卫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决不是根据‘权利’存在。” [xvii]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这种假政治民主,目的在于提醒无产阶级,在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民主斗争的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而是要去争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权利。

4、经济民主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xviii] 。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这个目标,因此,实现人民对经济的权力,实现经济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解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以及直接税制、累进税制等要求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着两种权力的社会:一种权力是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即资本的权力:“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 [xix] 这两种权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对人民的自由构成侵害。对于国家的权力对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过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实现政治自由而加以解决;而资本因为它的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它使工人阶级事实上沦为奴隶一样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劳动的社会地位,因而同样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过消除雇佣劳动制度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 [xx]  “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xxi]

在主张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原则性的概念,包括“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和“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这样一些概念。长期以来,这些概念困扰着一些学者,人们试图理清这些概念的异同。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概念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因为当时他们所要表达的概念是一个新的事物,当时并没有一个固定而准确的概念来表达,所以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暂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达。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概念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指未来国家的阶级性或者说政治性已经不存在,在国家已经是社会本身的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制,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公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也就是社会所有,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也就是国家已经是社会本身的社会或者国家,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社会所有制罢了。

那么社会所有制,或者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解释说“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xxii]

的确足够清楚了,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制度: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任何自由的个体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联合,共同生产,也就是在国家已经是“社会的国家”状况下生产资料的公有,而自由联合起来的人民或者说劳动者,他们共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他们因为是自由人的联合,所以他们的生产劳动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们的分配是在补偿了生产资料的损耗以后,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联合的劳动者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显然,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是劳动者依照民主原则自行进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处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对劳动者进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制的同时,恩格斯批判了那种单纯地把“公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指出:

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产资料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xxiv]

恩格斯实际上是强调了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把国家真正变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不能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改变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国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所有,公有制也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恩格斯认为“公有制”本身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应该引起社会主义者的重视。长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把公有制本身视为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甚至在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表现。事实证明,如果公有制没有国家民主化作为基础,不能成为反对雇佣劳动制度的积极手段,就未必是社会主义;它说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国家搞公有制,国家就会变味成为一个特殊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的“总资本家”,从而损害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声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主张实行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直接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等抑制资本的经济手段,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也可以通过实施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等措施 [xxv]

马克思还提出废除间接税,以便于人民监督政府财政,他说:“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我们则建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的总数,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加在这些价格上来了;因为,间接税使每个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缴纳了多少钱,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所以,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i]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601602

[ii]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102

[iii]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450

[iv]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85页)

[v] 思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306

[vi]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374

[vii]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85

[viii]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76

[ix]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25626

[x]恩格斯《英国的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546

[xi]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8687

[xii]马克思《184811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579

[xiii]马克思《184811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588589

[xiv] 马克思《184811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589

[xv]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35

[xvi]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655656

[xvii] 马克思、恩格斯《新的军法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6卷,第593

[xviii]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15

[xix]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330

[xx]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478

[xxi]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169

[xxii]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143144

[xxiii]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39240页恩格斯原注。

[xxiv]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40

[xxv]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人民出版1958年版,第367

[xxvi]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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