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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危险边缘

作 者:景 祥关注:106发表时间:2018-06-25 14:53:02

哈耶克,这个名字几乎成了当今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在许多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却以为,哈耶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前途,都是一个危险的边缘。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但社会民主主义者绝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价值观念上,自由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是重合的。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其实都可以算作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可能自己并不这样以为。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尤甚。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主要是看其具体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一般来说,但凡是倾向于同情和救助弱势群体的观念的,不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也是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在外国,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奉与支持者常常都是互变的,许多人今天是自由党或保守党,明天又可能是社会党、民主党或工党,后天说不定又变成自由党或保守党了。就本人来说,今天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除了讲“自由”的重要外,还强调“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觉得中国人现阶段除了“自由”必当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贴近民生,更容易唤起人们的变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对于普通的民众可能是可闲置的资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国社会中最与每一个人贴近的,最为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下岗、卖国企、城乡二元、腐败、官僚主义、孙大午之类问题,等等等等,都与“平等”问题直接相关。而像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他们所关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竞争”,而于“平等”(特别是结果的“平等”)就不重视。而我恰恰以为,中国现在最先要解决的除了人的自由问题,还有就是要解决人们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竞争的“平等(公正)”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竞争”。也就是说要在社会竞争之前,先要解决人们起跑线尽可能一致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最注重“平等”(特别是结果的“平等”),所以我现在只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我曾多次说过:自由主义往往在“自由”问题上走得太远,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往往在“平等”问题上走得太远。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平等”问题上走得太远时,我也可能变成一名自由主义者。但是现在毕竟“平等(公正)”问题还没有解决(自由问题更没有解决),所以我还只能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的理论为什么是一种危险呢?因为他的理论不仅对于我们中国的民主进程无太多的益处,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一、对理性的错误理解和认识   

   尽管哈耶克声称他“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哈耶克是怀疑理性的价值的。他说:“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我也不想否认,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进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他又说:“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的道德观念一样,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从另一种分离的发展中产生的,因此绝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处在一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这种对于理性模棱两可的说法,正是表现了哈耶克对理性的怀疑。在其认识中,理性应当并不具有多少的积极意义,理性的意义是只能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至于更为积极的作用,则仅限于“点滴”的“改进”。

 哈耶克既然认为理性的作用只限于作“点滴”的“改进”,那么为什么“点滴”的“改进”是“正确运用理性”,而设计一个社会制度就不是“正确运用理性”呢?这“点滴”的具体尺度是什么呢?哈耶克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一个具体尺度。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缺陷。同时,人类的理性本来是认识的进化过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理性既然是一个认识进化的试错过程,就是说理性并不是个绝对的东西。它既检验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们也在思维和行动中检验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这不断的“检验”和自身“校正”过程中指导人类的一切行为。哈耶克认为理性只能消极地用来检验和“点滴”的“改进”,而不能指导人类的行为,不能不说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错误。另外,哈耶克还有一个理解上的错误,他把理性与智力行为混为一谈。智力行为可能是没有在思维和行动中被检验和校正的东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谓的理性,不仅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类在长期的各种实践过程中,不断对认识进行检验和校正的结果。在我看来,苏式“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少数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结果。

   苏式社会主义的错误,绝不在于整个社会运用理性结果的所谓的“理性的自负”,而是恰恰在于这种智力行为违背了人类的理性!它,只是少数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设计和对大多数人的蒙蔽、煽动和强制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主张自然主义,其结果是无视结果的不平等

   遵循其哲学和对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发秩序”观点,认为秩序只能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他说:“我们能够让未知事物有序化,惟一的办法就是诱导它自己产生秩序。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当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发的有序化力量,却不能随意地为各种因素安排我们希望它们采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极力主张经济市场拒绝国家的干预。他的看法就是国家所做的一切只能是为了维护“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对于以“强制”为特征的苏式社会主义来说,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发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都是“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的许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个人人为设计出来的(比如说给雇工的工资由雇主决定)。同样,人为设计出来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权力制衡)。所以,用“自发秩序”理论来批判苏式社会主义,在逻辑上并不严密完整。

   在这里,哈耶克搞错了秩序的产生过程。殊不知,任何社会行为本来都是受理性指导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来也都是社会力量均衡的结果。奴隶社会的秩序是以强大的奴隶主的暴力与弱小的奴隶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隶的顺从)而取得的,封建专制等社会是以强大的君主政权、官僚集团和农民、市民在力量斗争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会的秩序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分工之间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经人的刻意而为,其实无不浸透着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只不过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时,可能不再是某个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在妥协后的结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动”,而看不到“行动”背后的理性。

   正因为哈耶克看不到所谓的“自发秩序”也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的结果,看不到“行动”背后的理性,所以他认为只有“自发秩序”才是合理的。于是,哈耶克理论的第一个危险出来了:如果我们循着他的观念去进行政治实践,这无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样的呢?是长期以来一直因为稀缺而处于强大地位的资本和长期以来一直因为过剩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力的不平等的竞争;是以“自由”为借口的事实上的或结果上的不平等。这种“自由”已经经过20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国家干预所否定。20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国家干预告诉人们,自由必须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诉人们,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为,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作为自由和平等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毫无差别的人,而是一个个有着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先天禀赋的人。如果国家不让社会每个成员尽可能站在一致的社会竞争起跑线上,这种自由下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自由”本质上只是少数强势阶层的“自由”和少数弱势阶级无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须由国家立法,允许雇员组成工会,允许工会为劳方代表进行劳资分配谈判、允许国家二次分配以补偿分配的不平等、允许教育补贴、医疗补贴、食品补贴、住房补贴。没有这些,社会的穷困阶层就是在另一条起跑上和富人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自由和平等还只是个追求,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一无权力资本,二无经济资本,而“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官商、官僚已经蓄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未来的变革,无疑应当是先要让十三、四亿中国人尽可能站在一致的社会竞争起跑线上,然后才能展开竞争。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主张“自发秩序”的“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实力强大阶层的“自由主义”,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欢迎国家无所作为的“自发秩序”!要知道,所谓的国家干预,限制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实力强大阶层,他并不损害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与哈耶克相反,当代另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就很注意事实上的或结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两条正义原则中,“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差异原则);在公平的平等机会的条件下,职位与工作向所有人开放”的第二原则,就使得他的理论在价值上远远高出哈耶克。罗尔斯的理论对于今天和将来的中国社会来说,意义大于哈耶克无疑是多多的!

     三、否认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积极自由”,最终陷入纸上清议的“自由主义”

   哈耶克轻视理性的作用,主张“自发秩序”,其实质就是否定了“积极自由”。因为他的“正确运用理性”和“点滴”的“改进”,是个任何人也无法具体把握的尺度。在“自发秩序”这个戒律下,人们除了无所作为,也只有无所作为。这种自由主义,无异于是纸上清谈,它不能成为向专制主义开战、向自由和民主迈进的动力。对于现实中反抗专制制度国家的人民来说,遵循这种“自发秩序”理论,无异于向专制主义妥协和退让。这正是哈耶克理论的第二个危险所在。显然,对于既存的专制制度,没有积极斗争的心态、理论和行动,专制主义是不会自生廉耻而走向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体制,不是依靠社会公众的“有所作为”取得的。这“有所作为”不仅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献出生命,更是伟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会契约理论、权力制衡理论、政党理论、工会理论等等理论学说在起着主导、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国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哈耶克的理论中有着对专制主义更多的批判内容,而罗尔斯理论则缺少这些批判。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哈耶克的这种批判是在只是对专制制度的设防,而并不是对现实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尽管罗尔斯没有更多地批判专制制度,但是他创建的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是反抗专制制度最强大的武库,它可以装备所有反专制争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盾牌(而且这个盾牌并不坚实牢靠)。对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来说,如果你要信奉自由主义,那么,请不要选择哈耶克,而应当选择罗尔斯——一位伟大的自由论者!他才是我们更应当取法和敬拜的。因为罗尔斯对于苏式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专制体制,不仅仅是盾牌,还是匕首、长矛和来福枪!

                          2003年11月9日星期日15时3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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